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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几个早期地名

撰写时间:2016-07-29   来源:广州市地名处

番禺,这是广州最早的名字,也是岭南地区见于古代文献最早的一个地名。番禺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千多年来一直是广州史地研究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今天借助于考古的新发现,这个问题才算得到解决。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于此地置桂林、象、南海三郡,郡下设县。秦时岭南三郡的县,现所知象郡有象林县,桂林郡有四会、布山县(《汉书·地理志》载,布山县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置。现据贵县罗泊湾一号大墓出土有烙印“布山”二字的漆器和刻“布”字的铜鼎。该墓为南越国时期,墓主可能即西瓯君,布山在秦已置县无疑)。南海郡有龙川、番禺县。因秦的典籍阙佚,其他的县就不可考了。汉初,有关番禺的记载较多,赵佗秦时为龙川县令,番禺是南海郡的治所。秦亡,赵佗据有岭南建南越国,都番禺。《史记》提到番禺的有十处之多。比《史记》成书早二十多年的《淮南子》对秦发五军统一岭南还有:“一军处番禺之都”的记述。《汉书·地理志》南海郡番禺县注云“尉佗都”。1983年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帝赵的墓,由此确证今天的广州即秦汉时的番禺地,又为南越国的都城所在。1953年广州西村石头岗一号墓出土一件漆盒,盖上有“蕃禺”二字烙印,罗泊湾一号墓中发现一件刻有“蕃二斗二升”铭文的铜鼎,象岗南越王墓中还出土多件刻“蕃禺”铭文的铜器。其中一件鎏金大铜,腹上刻“蕃”字,另外有几件铜鼎,在器盖上刻“蕃禺”,器腹处刻“蕃”字,或互易。这些刻铭有一个共同点是,“蕃”字都有草头。这些“蕃”或“蕃禺”铭文是当日蕃禺工官的标记,表明这些漆器、铜器都是南越国都城蕃禺的工官制造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属于同一时期,可相互印证,极为难得。

因何称为“番禺”?有主张源自“番禺二山说”的,五世纪沈怀远《南越志》:“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这是目前所见解释番禺得名由来最早的一条史料。这一说影响最大,它普遍为历代刊行的县、府、省志及全国性地理图志所采用。亦有主张源自“番山之隅”说的。最早见于六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浪水条》:“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还有所谓“会城三山”说。总之,依五世纪以来的史籍记述,番禺的得名都因山而来,所以有必要先从番禺(今广州)城区内外的“山”查考一番。广州的山以白云、越秀为最大(越秀山又有北山、尧山和观音山等异名),城内西南隅有坡山,晋代还是个渡口。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内为禺山,往南的文德北路中山图书馆内有一高起山坡,叫番山(又有称为禺山的,今建有禺山亭)。所谓番山和禺山的确实座位位置,众说纷纭,明清以后更为紊乱。有说番山有北,禺山在南,亦有禺北番南,番东禺西等不同说法。明初把城垣往北扩建到越秀山的蟠龙岗,在城上建镇海楼,于是越秀山一部分包括入城区之内。1954年在镇海楼北面的山坳处,发现了唐末在广州当官的“清海军节度掌书记”王涣的墓,据出土的墓志载,王涣死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时因北方战乱,不能运回太原的原籍安葬,临时葬在(赵佗)朝台之侧,过了六年之后(即唐天三年,906年)才改葬于“南海县之北石乡”今址。志铭最末几句是:“呜呼!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其崇四尺,其周百步”。这段话是描述迁葬后王涣墓地的方位与形势的。“番山之左,越井之下”这是当时习用的对偶句,这八个字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唐代的番山正是我们今天所叫的越秀山。越秀山也是由多座小山岗组成的,越井冈是其一,山的南面山脚处至今还有所谓“越王井”的遗迹保存。所以“越井之下”指的是越井冈也好,越王井也好,方位同在越秀山之内。唐代的番山位置明确了,禺山在哪?今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原来是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所建“禺山书院”的所在,梁伯揆曾在此讲学,明代海瑞也在这里读过书。但1975年就在这个地点发现了秦汉造船遗址,揭开地层探明,距地表以下5米至造船遗址,全是由秦汉至今天经历两千多年堆积而成的文化层,造船遗址下面是海相沉积层,根本就不是“山”。因此,禺山不可能是这里。唐朝末年,刘隐把城南扩展,“凿平禺山以益之”,今从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内的“禺山亭”往西南至西湖路小马站直线相连有三处高出地表的红砂岩层。1985年在小马站建楼房,在岩层挖桩孔时,挖出西汉中期的陶缸和椁木板。从地望与岩层的情况来看,这里应是南汉时凿平了的禺山所在。番山、禺山有了考古发现确定位置,番北禺南或番南禺北的问题解决了,“番禺三山”说也不存在了。问题回到番禺的得名是“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还是“番山之隅”?二者都离不开一个山字。《岭南文史》19841期发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前辈吴壮达教授《“番禺”释名问题》的长篇文章,这是一篇搜集资料很齐全,分析详尽,方法态度也是很严谨的论文。虽然,吴教授也受这个“山”字所囿,而未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他在文章最末已提出:“若谓‘番禺’之名,原与岭南古越族居民有某种民族学上的联系,亦非可视为架空之论”。吴教授在这里所提出的“联系”,是有突破性的见解。本文开首提到西村石头岗一号墓出土的漆盒盖上有“蕃禺”二字烙印,他认为:“‘蕃’(音翻)与‘番’音义相通。《周礼·秋官·大行人》有:‘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颇疑广州西村秦墓出土漆器的‘蕃禺’写法,亦与此义有关。”是的,正如本文开头所列举广州和广西贵县所发现南越国时期墓出土铜器、漆器中有“蕃”或“蕃禺”刻铭的考古学材料,与“山”字就绝无关系。道理很简单,在一个铜鼎上,盖上刻有“蕃禺”,器身腹部仅刻“蕃”字,或相反。显然“蕃”是“蕃禺”的简称了,这与“布”是“布山”的简称相同。假如蕃禺是合番山、禺山的名字而来,怎能用一“蕃”字作为二山的简称呢?证之安徽一名,是以安庆和徽州二地的首字取名的,“皖”是安徽的简称,这是因其境内西部有皖山(天柱山)而得名;又如,福建一名是取境内福州、建州二城的首字而来。简称叫“闽”,则是基于秦始皇在此设闽中郡之故。蕃禺既与“山”无关,则“番山之隅”说亦不存在了。那么,结论是什么?从吴壮达教授的“联系”所启发,可以认为:蕃与番音义相通,蕃国是指九州之外的蕃属之地,后世称外国人曰番,意亦同此;禺是区域的意思,又与隅通,作角落或靠边的地方解。由此说来,“岭外番国蛮夷之地”才合乎“蕃禺”命名的最初本义。

广州,这个名字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士燮传》:“黄武五年(226年),权以交趾县远,乃令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这是广州得名之始和命名的由来,这一来上距秦在岭南置番禺县已有四百四十年了。又同书《孙权传》载:黄武五年“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过了三十八年即吴永安七年(264年),“复分交州置广州”(《三国志·吴书·孙休传》)。因此,有人主张既然“俄复旧”,广州的得名应由永安算起。其实,计算历史事件的时间,按最初发生的时日为准,这已是一般惯例,所以定公元226年为广州得名之始的说法是无违于史实的。至于广州这个名字在考古发掘上的出现还要更晚一些,就目前所见材料,不早于西晋晚年。自1952年以来在广州南部的客村、西郊西村车辆段岗等多处,先后发现西晋永嘉年间的砖墓,墓砖有纪年铭文和吉祥语。同一墓中发现的纪年有永嘉五、六、七年(311313年),“广州”的名字就在吉语中出现,文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同出的还有“余吴土,盛县丰”、“但江南,皆康平”等铭文,“吴土”与“江南”同为泛称,三国时广州属吴,故晋时仍有“吴土”的习称)。和“余广州”等类同的砖铭在广西梧州的晋墓中也有发现。梧州在东汉时曾一度作过交州刺史的治所,三国吴时划分交、广二州之后,它位处合浦以北,为广州所属。考古发现的“广州”出现时间比孙权诏令得名的“广州”要晚八十五年。

在广州众多的街里坊巷名字中可与考古发现印证而年代又最早的首推杨仁里了。据载,宣统三年(1911年)东郊石牌乡出土一块隋代王夫人的墓志石,志文中有“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日□于南海县杨仁坊之私第”。杨仁坊即今杨巷的杨仁里。据乾隆《南海县志》载,清雍正时有杨仁里;又载,番禺鹭江(今中山大学的南面)莫氏族谱中,在康熙年间已有杨仁南之名。志石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甘溪,作为水名比珠江名字的出现要早得多。这支溪流源自白云山东麓的菖蒲涧,因水质甘洌得名。沿涧而下经今华侨新村、天胜新村至越秀山(宋时称北山)东麓分为二支;一支往西去,名音水,注入古西湖;一支往南名文溪,沿仓边路到清水濠注入珠江。1953年,在分流的上游今传染病院西邻的鱼岗发现一座大型的东汉砖墓,墓砖上印有“永元九年甘溪灶万岁富昌”、“甘溪灶九年造”等文字,这是甘溪这支水名最早的考古发现。古代窑灶相通,甘溪灶即甘溪窑,用所在地的水名(或地名)命名。今仍惯用,如石湾窑、清远窑、枫溪窑等比比皆是。1954年在鱼岗西侧的建设大马路发现一座唐大中十一年墓,出土的砖刻墓志有“窆于甘溪之南原”句,墓地位置正是甘溪水流经天胜新村的南面。甘溪,流经广州城内的一支水名,自东汉永元九年(97年)至唐大中十一年(857年)迄于今,历两千年而无效。

广州的古桥年代早而又有遗迹可寻的,当以大北的流花桥为著。这里有一支溪流名音水,水上架木桥,桃花夹水二三里,故名流花,为南汉主刘钅长与宫女嬉游之处。及明改为石桥,近年改濠涌为暗渠,自此,流花桥已是名存实亡了。广州不少地名是从桥名得来,如西华路的彩虹桥,河南的小港桥,黄沙的回氵兰桥等都是。随着城区不断的扩展、改建,彩虹桥、回氵兰桥均在开辟马路时消失了,但中山七路陈家祠内还刻有回氵兰桥的地名。该祠的后排正殿有五座大型的木雕神龛,正中的一座宽57,高75。每座神龛均为两层雕镂人物花卉、龛柱都有刻款,其中两座的上款刻“光绪十六年”,下款神龛均为两层雕镂人物花卉、龛柱都有刻款,其中两座的上款刻“光绪十六年”,下款署“回氵兰桥刘德昌造”七字。这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批广州木雕,特别是作品上有制作店号、地名、年款俱全,更为难得。

考古发现广州最古的桥是东汉的东冶桥。1972年在西村克山发现一座大型多室砖墓,墓砖上印有“永元十六年三月作东冶桥陈次华灶”的铭文,字作小篆体。这是用窑主陈次华名字命名的砖窑,应为民窑,上述以地名命名的“甘溪灶”是官窑。一个民窑、一个官窑同在永元年间出现,产品质地、规格大小相同,反映出当日广州建筑营造业发展繁荣,证之在广州发现的大批东汉墓,几乎都有各种结构形式的陶屋模型随葬所反映的史实是相一致的。至于“东冶桥”无疑是由桥名而来的一个小地名,“陈次华灶”在东冶桥,这个地点已是文献无证了,若依出土地推测,也许就在今西村的克山附近。“甘溪灶”现虽未发现窑址,亦当距甘溪不远。

 

(编辑:黎金 广州政协门户网站)